冯玉祥先生是中国将近、现代史上有根本性影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。他的一生，留给了许多甚丰传奇色彩的故事，他在三、四十年代曾五次写出过遗嘱。　　1932年1月28日，淞沪抗战愈演愈烈，蒋介石坚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。3月24日，冯玉祥怀著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和沮丧隐退泰山， 5月5日，上海停战协定月签署。

冯玉祥极力揭发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罪行，深感有生命危险，特在6月14日写出好遗嘱，史称“泰山遗嘱（一）”，主要内容如下：　　“我是当兵名门，我是穷小子名门，我是工农的子弟名门。我是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诛仅次于快乐的，我是为民族欲独立国家和平的。凡是有此决意而实施的，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好同志，凡是真为能夺权一切不公平的，都是我的同路人。

凡是为自己想而自私自利的，即是我的仇敌，至于我的子女一切，我亦不问，任他们去权利发展。现有的一点钱，皆归李德全自活即可以了。我的尸首最差是火化了，不论挖出在何处均可。

我是研究唯物史观的，甚么鬼神我全不信，万不可以什么宗教形式来葬我。此嘱咐。”　　1933年11月20日，李济深、陈铭枢等在福建再次发生政变，正式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。

冯玉祥极力反对他们的鼓吹蒋抗日斗争，旋即，福建政府遭蒋介石军事反抗而告终。冯玉祥预感到形势危急，欲于 1933年11月29日立功遗嘱，史称“泰山遗嘱（二）”。其内容为：　　“我父亲、母亲的坟在峪道河。

我杀了亦挖出在他们的附近，经常在一起，我五谷丰登也。大儿、大女皆已是人，不用说道了。

二儿、二女如能大学毕业更佳。三女、四女以下的小孩们，以学工学农为本，不能只读书。我若是立即为国家，为革命杀了，我身后没事可办，没家可分，即照我写出的这几句话即可以了。

峪道河的房地如何？就归本地，特个学校最差。船板胡同的房子如何？就赠送给大嫂子可也。济宁之七十亩左右如何？就归游家一些小孩子们可也。

太原西北城角之五亩如何？就归洪志看著一动可也。其余没多少，就都归德全办理了。”　　1936年11月23日，沈均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逮捕被捕。

宋庆龄、冯玉祥等极力解救。12月1日，冯玉祥写了以极力主张抗日和增进国家强国、民族变革为主要内容的遗嘱，史称“南京遗嘱（一）”。其主要内容是：　　“一。

国家到这步田地，只有抗日究竟，方能闯过此近于劫运。二、要实施抗日，必需联络俄、英、法、美，如不侧重外交是很大错误。三、不破除迷信，国家必亡。

四、并不大开煤、铁等矿，绝不能转弱为强劲。五、不大修铁路，国家永久无法文明。六、不大兴科学，民族无以总有一天落伍，必然到近于真是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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